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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振强《厚重的大地》
发布时间:2019/4/15

/中建·福地星城二期项目  臧振强

 题记:义人必承受土地,永居其上——《旧约·诗》

 

《乡土中国》一书是费孝通根据其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所集成。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学渊源深厚,青年阶段求学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后负笈英国,师从社会学大师马林洛夫斯基。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与其他学术著作相异,语言浅白平易,论述深入浅出,观点的提出自然而有条理,读来时有茅塞顿开之感。

 本书的核心论点即是乡土社会“礼治秩序”和“无为政治”两个特点。年复一年的农业生产生活所累积的经验逐渐形成礼治传统,在教化中养成个人的敬畏之感,柔性的礼治维持道德伦理秩序。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映于心目中者无非彼此之情与义,其分际关系似为软性的,愈敦厚愈好,所以走向礼俗,明示其理想所尚,而组织秩序即从以奠定。”也做了相似的表述。而对于脆弱的小农经济,最佳的状态是休养生息。农民自然无法在政治高度上实现自己的理想生存方案,于是在农业生活和乡土社会的构建中努力践行这个理念。秦代以来,“政令行使止于县级,县级以下乡民自治”的传统则是农民实现“无为政治”的基础。

 乡土社会中,更强调长幼秩序,以超越家庭功能的家族来参与社会的事务,家庭的主轴不像西方一样是夫妇,而是父子、婆媳,基层的治理表现为一种松弛和微弱的特征,名义上是专制,实际是挂名的、无为的。过去讲中国是“人治”,作者指出这是不确切的,人治之下,一切都应听从统治者个人的喜恶,但在乡土社会的中国,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出现,并由传统来维持。礼与法律、道德不同,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道德是以社会舆论限制人的,而礼是从个人内心来限制人,以个人习惯来维持。
    然而,礼是适用于一个稳定的、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问题的社会的,在一个急速变迁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无法保证,礼的约束力也自然受到限制。
    在现代化并未完成的今天,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是否还有剩余?中国要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是否要完全“去乡土化”?乡土社会对中国的未来是否完全是消极的?这些仍需进一步思考。我们的答案不在书本上,而是在现实的社会中。

 在乡绅和望族统治下的农村,刚性的等级制柔化于血缘关系的温情脉脉。如无荒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乡民生活是疏懒而闲适的。书名《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作者在战争年代对乡村的关注和情感,乡土——中国,这个概念的延伸,意味着农村的命运就折射着中国的前途。

 历史验证了这一点。在八十年代初,农村成为改革的急先锋和试验田。在国家层面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在社会结构、人口组成、地理环境方面,农村均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客观地说,这个过程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农村作为城镇和工业化的原材料产地和劳动力输出地做出了巨大牺牲,但在仍尖锐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工业品—农业品”价格剪刀差;知识阶层的不断上游,也深刻地反映在农村日渐耗竭却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环境资源。三十余年的风云突变,如今的乡村绝不再是费先生笔下的温情世界。

 不可否认,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代价的,补偿总是迟到却是必须的。这本《乡土中国》带给我们的是对农村农民的近距离感知。俗话说谁家往上追三辈都是农民。农民、农村不应是歧视和牺牲的代名词,对遥远乡土的关注就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视。我们都从那里走出,也该回首深切地回望和抚慰这块厚重的大地,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将不再是一句供人遥想的美好话语。